国外确诊症状新变化:失去嗅觉味觉或是感染新冠征兆


(郝群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其次,信息缺乏透明性,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社会恐慌。MERS暴发初期,韩国政府由于担心医院信息公开会造成该区域内民众恐慌,坚持拒绝公开收治患者医院名单。这导致了本没有感染MERS的民众因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MERS病毒,之后又去其他医院求诊,造成了病毒的二次传播。由于信息不公开,民众对疫情真实情况充满疑惑,知情权大打折扣,对政府不信任的急剧增加,甚至导致对医疗专家判断和建议也充满怀疑,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再次大幅下降,加剧了谣言的传播与社会的恐慌。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民间网站 “MERS MAP”甚至被称为“悲伤的自救之策”——本该国家做的事情却让个人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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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径全公开,实时追踪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举措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吸取了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认识到传染病相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政府不仅新设危机沟通负责管理室,而且于2017年通过了 “公众保健风险沟通标准操作规程”。这一规程明确要求为实现传染病等灾害预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国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现后,韩国保健当局迅速将疫情发展动向与患者移动路径,尤其到访医院、商家、餐饮场所等具体商号名称都全部公开出来,并通过电话及时追访与监督密切接触者,对其实施严格的追踪与隔离。

同时,在此次抗疫过程也暴露了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韩国在野党及其追随者们在疫情暴发时不思考如何团结共同抗疫,而是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政府抗疫政策,反映出韩国“朝野无条件对立”的畸形政治生态与社会撕裂;在疫情已经在大邱、庆北造成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有宗教组织不顾政府停止大规模集会的禁令,担心停止聚会会造成教徒转移,依然集会或“秘密礼拜”,也暴露了韩国式自由民主的局限性;为应对疫情,韩国政府紧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扶持与振兴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能覆盖到多少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也还是个未知数。

惨痛的教训:MERS暴发时暴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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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疫情已经在欧美等国大面积暴发,与各国纷纷出台边境封锁或禁止外国人入境措施相比,韩国只是强化了入境检查。在近日举办的G20视频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呼吁即使各国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也应赋予那些持有健康证明的商务人士跨国移动自由。